摘要：

数字游民在近年以来，被视为逃离都市桎梏、逃离内卷和社畜压力的理想生活方式。北大国发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《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》显示，在参与抽样调研的职场人中，73%愿意成为数字游民。两年后，来自智联招聘的另一份报告《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》称，应届生在就业偏好上，求稳心态在持续加重。

一批数字游民社区在大理、杭州、文昌等地涌现，人们聚在一起共享办公、共享居住。位于浙江安吉的数字游民公社DNA（Digital Nomad ANJI），是一个针对数字游民建设的综合园区，推开门就是农田和湖水，能容纳上百人。一群人带着各自的困惑来到这里：有人投射乌托邦的想象，把它视作问题的解法；有人做进入社会前的赛前演练，吸收营养；也有人把这里卷成新的战场，没日没夜地加班。

作者在「DNA」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数字游民的标签之下，并行着不同的生活方式。跃入“旷野”，还是寻找“轨道”？大家共同构建了一个社群生态的实验场。

图文、视频 ｜姜婉茹 编辑 ｜陶若谷 剪辑｜陈秀灵

羊水

人们用微信群头像的位次衡量驻留的时间，新来的在末尾，离开就会被踢出。

宋相辰住了一年多，已经“熬”走了大部分人，在150人左右的群里，混成了群里第三排的老游民。来来往往的人少说有上千个，交流过的五六百，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。这里无所谓昼夜晨昏，每个人的作息节律自由运转。我在凌晨三点的台球桌前偶遇他，然后夜钓的人出发，加完班的去睡觉，聊天喝酒的散场，金刚功健身小队凌晨六点多出现，逛了早市的拎着鱼回来。

宋相辰很久没发朋友圈了，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，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现在在哪儿，过着怎样的生活。在他的讲述中，一个浙江农村青年、宗族里的长孙，命运似乎早被设计好了——留守儿童、考学、工作，他走完了前面几步，接下来就是在30岁前结婚，然后生子。父亲从小被欺负，小学都没毕业，去了上海做生意，心里始终憋了口气，跟有钱的亲戚们暗中较劲，比的就是谁家孩子出人头地。

宋相辰只考上了艺术类的三本，之前在杭州做展览设计，月薪五六千。一回老家就被嫌弃，连性格内向也属于能力不行。宗族里的攀比没完没了，父亲一直逼他买车，价格不能低于二三十万，宋相辰讨厌这些，一直拖着不买。老家的人会直接问收入，他一年只攒了一两万，亲戚说还不如给他家种杨梅，包吃包住，两三万工资能攒下来。

早在公社刚开不久，2022年初，宋相辰就来住过一个月。前所未有的氛围震撼了他：电脑、Ipad随便就扔在桌子上好几天，据说从来没丢过；大家都友善亲切，很照顾新人；4人宿舍里有个青年导演，开车带他和室友们逛周边景点，玩了7天。其他的时间，宋相辰天天玩桌游到凌晨两三点，跟新朋友围炉聊天、看日出，一起吃过早餐再睡，下午才起。他此前只在看书时产生过共鸣，没跟真人有过深度交流，来公社以后，他第一次感受到朋友间的强烈共振。

生活可以被随机填满。每天都有人发起飞盘、桌游、读书、观影、兴趣分享会，在群里吆喝一声，接个龙，就可能收获新的朋友和故事。

在「DNA」知名社牛纪星的描述里，公社到处弥漫着浪漫的泡泡。在篮球场跳舞、在篝火前跳舞、在野外蹦迪，“很像蒙马特高地的那群艺术家”。有一次大家拿了灯光投影，把山当作幕布，旋转的光洒向整座茶山，又映在湖面上，相机拍不出那个画面，朋友们就躺下来，沉浸在那一刻。

纪星在画画。

纪星是数学系毕业的女生，26岁，想成为流浪地球的风景画家。她到「DNA」7个月，头像在群里的第五排，靠做公社的兼职客服挣生活费。在她看来，「DNA」更像一个职业技术学院，很容易就能跟别人学点什么，她在这里学了画画、木工、吉他。还有城里学不到的种地——游民自发成立的“早稻田”小队，组织刨土翻土施肥，在园区的田里种上无花果树、青菜和萝卜。

今年四月，纪星和朋友成立了乐队，搞了一场音乐节。活动办得有模有样，租借了专业设备，申请到草坪场地使用权，舞台旁边有巨大的Slogan：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那次演砸了，没人在意结果，纪星认为，更重要的是无数个排练的夜晚，聚在一起合唱、长谈的时光。演唱的歌也揭示了游民生活的临时性：“夏日到来，复又离去，天真岁月岂能永驻”。

纪星明了这一点：“「DNA」是一个很流动的环境，你会不停遇到新的人，不停跟他们告别”。在她看来，「DNA」提供了一种保护，就像在羊水里面吸收营养，学习、修炼，实现天马行空的想法，做进入复杂社会前的“赛前准备”。

跟纪星玩得好的朋友，陆续离开公社，散落各地。十几个无业游民建立了线上小组，在共享相册里分享了几千张照片，也定期讨论人工智能的时代悲歌、劳动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。

这里还被当作了疗愈场所。一个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的女生，时而不想工作，时而灵感迸发，「DNA」提供了适合两种状态的环境。另一个遭遇车祸的女生，身体不如从前灵活，记忆偶尔错乱，被动离职后，她在这里一边休养一边思考未来：上班时就像个NPC，机械运行程序，现在身体出了问题，程序出错了，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？

处在迷茫探索期的年轻人，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只有一个——人当如何生活。

一个新游民的融入

今年六月，我被「DNA」的乌托邦叙事吸引，到这里休年假。幸运的是，在公社认识的第一个人周游，很乐意帮助新人融入，原因正是他自己刚来时体验不好——对于一个内向的人，如果不爱玩桌游，很难快速交到朋友。

周游设计了迎接新人的互动机制，比如组织集体做饭，初衷是增进友谊：“每到一个地方，有什么值得回忆呢？只有一起做的事”。但遇到了不少阻碍，先是做饭好吃的大厨，一下做了十个人的菜，蹭饭的越来越多，等大厨落座，已经不剩什么菜了。一些人帮忙备菜、洗碗，另一些吃完就走。周游开始限制人数，又增加了选人标准，改成邀请制，这个常设活动才运转起来。

猫也是一种“社交货币”，只要抱着猫，就会有人主动来交流。周游在公社做起了流浪猫狗救助，收养了4只猫，却遭到老游民段良的强烈反对。段良之前参与过宠物救助，认为周游相当于在鼓励不负责的人，只需把宠物扔到公社，数量很快会多到无法控制。但周游的想法是，不要想那么多，至少此刻这些猫活着。

两人都去找过公社主理人，最后商定猫不能放养，怕伤人，得关笼子里。结果小猫一见到人，就开始嗷嗷叫。偶尔放出来喂食，就上树、上桌、偷吃外卖。老游民在群里频繁举报，主理人也说，再放养就驱逐小猫。狗却是被默许在园区自由穿行的，有的人怕狗，只能躲着走，或求助他人把狗赶开。

公社里的部分房间。

「DNA」的“宪法”是——法律不管的我们不管（不要犯法）；他人不管的我们不管（不要侵犯他人边界）。除了保持整洁，用完的东西放回原处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则。但一个新人很快就会发现，这里存在着一套“习惯法”。

首先是多人间宿舍，如果你的室友中有老游民，可能会占据宿舍70%的空间。武哲入住的第一天，他想找个柜子放行李，但所有柜子都塞满了东西，他只能在房间里等室友，等了整个下午。

6月公司公告订立股份购买协议，拟收购目标公司股份，北京米可经过重组后的海外对应主体，总代价为约港币19.83亿元。交割后目标公司将成为赤子城的全资附属公司，且财务业绩将全部并入合并报表。根据计划，收购代价由两部分组成，分别为现金代价港币9.94亿元及以每股港币4.50元（总价值约港币9.6亿元）向卖方发行2.197亿股公司的代价股份。根据该行测算，该收购估值约6到7倍之间，对比公司现有估值，是一笔估值合理的交易。

武哲在线上开源社区做社群运营，想看看「DNA」这种线下社区如何运作。第一周他体验了“社恐”生活，独自吃饭、不主动搭讪，只有一个室友问过他打不打台球，可惜他不会。游民主要的社交场所在“大屋顶”，是个能遮阳的户外空间，烟民常在那儿休息，他讨厌烟味，很少坐过去。一周以后，他得出结论：作为一个社恐，只能说可以在社区活着，饿不死。

对于一个新游民，那些闪闪发亮的日子似乎只是传说，很难找到它们的踪迹。由二十多个老游民合力撰写、记录社群故事的小报，在图书角只能找到残页。初代游民摸索出的经验，比如哪条跑步线路上的狗很怂，附近镇上的说书摊、象棋摊、豆腐摊并称“老梅溪三摊”，值得一逛，这些也没再有人提起。

只有物品会记录人们来过的痕迹。楼梯角落的一排太阳能夜灯，是一个山东大哥安装的，他起初订不到公社里的房间，就在附近民宿住着。他对公社很有感情，一米八的大个，冬日里穿风衣、踩着独轮车往返，经常给新人做饭吃。后来传出一些感情上的流言，他黯然离开，夜灯也已经坏了几个。

除了物品，跟随人们消失的，还有他们创造的秩序。武哲告诉我，“一个社区的生命力，就在于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规则”。大厅的玻璃原本像个留言板，许多游民写下诗句，似乎是一次《空间的诗学》展览留下的传统，但最近这些诗都被抹去，玻璃擦得光洁如新。一份生活指南共创文档，自发起人走后很久没有更新。走在路上，能听到老游民感叹，“朋友们都走了，我也该走了”。

偶尔消失已久的传统会被激活。白天看起来很普通的涂鸦墙，夜里创作者拿荧光灯一照，图案在黑暗里发光，才知道这是一个共创涂鸦墙。地上散落的颜料，是留给参与者的，但已经很久没人碰过。纪星乐队里的鼓手之一是陶艺师，他捉住路过的小狗，拿荧光颜料把它的尾巴涂成绿色，小狗带着发光尾巴到处溜达。

老游民就像进入公社的摆渡人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新人常常游离在社群之外。但许多老游民不愿再扮演这个角色。一位养狗的老游民说，之前想养第二只，但自家狗都不接受，就只能把刚养了一周的狗送走。他说“新游民就像刚养了一周的狗”，聊得很开心的人，没几天就走了，大概率不会再见了。

发光小狗。

人们流动太快，如今这里大部分都是短暂停留的“数字游客”。工位是游民们的刚需，位置并不紧张，但大部分桌上都有东西。有一排十几个长期工位专属老游民，是继承制，一个传一个，新人游客只能使用临时位置。有个位置堆满了东西，已经半年没人用，一个老游民发现了，马上让朋友占有了它。新人也不得不加入占位党，否则真的可能没位置坐。武哲认为，“有一种不平等在里面，默认老游民会把持更多资源，也享有一些资源的分配权”。

有了工位，还要争夺空间里温度、音量的控制权。阶梯大厅里工作的人最多，但会有人突然大声打闹，旁若无人。装有KTV设施的屋子叫“小巨蛋”，视野最好，适合学习，但最近来了个乐手时不时练琴，被二楼办公的人在小群吐槽。我选择了常驻咖啡厅工位，空间大，人少，没想到有一个老游民，每到午夜就公放球赛。

为了隔绝噪音，我也开始公放音乐，音量随他增加，从钢琴曲、民谣、朋克一直放到死亡重金属。他终于意识到了点什么，笑着说：“是不是我太吵了，但我还是会放。”这场争夺以我搬去别处告终。一个刚来不久的游民分享了他的观察——「DNA」的默认规则就是哪里都可以吵，只能适应它。需要安静环境的人，都会走一两公里去图书馆和另一个住宿区，或直接搬到附近的余村数字游民公社。

实验场

「DNA」在空间设计上，随处可见沙发、茶座、游乐设施，这是公社创建者们设计的“操作系统”，公社召集人许崧曾在播客中提到，可以通过创造环境，提高人们相处时长、偶遇的频率，以期增加惊叹时刻发生的概率，社群生态是一片新的商业蓝海。他把社群逻辑比喻成底层代码，努力为触发交流提供便利。

这里是一个适合倾吐秘密的地方，萍水相逢的人一起看过晚霞喝过酒，不说点真心话，多少显得不合时宜。我会把自己的困惑讲给00后听，也能听到互联网女工拆解自己的“休息羞耻”——突然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反而无所适从。

公社使用了大量玻璃，空间一览无余。被父亲逼着买车的宋相辰是个内向的人，常对未知感到恐惧，这里通透的视野能让他掌握周围的情况，整个人放松下来。没想到，这成了一个女生指责他的理由——为什么总在关注我？

那是发生一个多月前的一次传谣事件。起因是一男一女在洗浴区和KTV区的两次聊天，不知中间经过几次加工，传到女生耳朵里，变成了偷情和捉奸。女生去追查每一个参与造谣和传谣的男生，要求道歉。宋相辰是洗浴区的目击者，自然逃不掉被追责。他蹲在地上被女生训——后来这个场景，又被传成了下跪道歉——女生问完的那一刻，宋相辰发现她的手机在录音，这引起了新的恐慌：她录音要干嘛？

作为公社的客服，纪星算是一个人脉中心，但她对传谣事件毫不知情。女生追责时一次激烈的争执，就发生在她五米之外，纪星当时正在天台上拍朋友和夕阳，“少烦恼的秘诀是远离八卦”。

纪星和朋友们办的音乐节。（讲述者供图）

那几天公社氛围变差，带我加入集体做饭的周游也不太去结交新人了，怕聊出事。他之前在山东一家工厂做机械设计，全年无休，每天都没什么期待。他在网上搜索“如何摆烂”，搜到“300块可以在安吉摆一个月”，就来了公社。传谣事件之后他离开了 ，去寺庙待了一阵。

随着我在微信群里的位置前移，周遭的“羊水保护圈”显露出些许裂痕——它更像熟人社会里表面的友善，内里也有种种细密的摩擦。这里被设计成适合“惊叹时刻”生长的土壤，与此同时，冲突也因为持续的互动被放大、共振，加速滋生。我感觉进入了一片人与人关系的实验场。

大家的吐槽事无巨细，在意秩序感的人，受不了室友乱扔袜子、在床上吃外卖。一位艺术家，看不上卖线下培训课的创业者，3天的课卖四千多，“很离谱，钱太好赚了吧？”一个无神论者，觉得公社里搞玄学的人数过多，他听说有个卖风水祈福物的女生，其实信的是佛教，每次挣到钱都感觉骗了人，要抄写心经。一个商人，特别看不惯用塔罗牌给人做商业计划的女生，“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咨询她，这是在毁人一辈子”，来个新人，他就去提醒几句。

新老游民冲突有时会直观显现。今年二三月份，一个新游民博主去镇上菜馆吃饭，发现没有价目表，随时令定价，就曝光了这家店。一群老游民是菜馆的粉丝，为老板娘鸣不平，说浮动定价是当地风俗，两拨人吵了起来。有几个老游民正在爬雪山，边吸氧边在群里跟博主互怼。博主又在视频里曝光他们：“喜欢抱团，喜欢给别人施压，来展示自己在社区的资历和人脉。”

目睹过几次冲突，我也开始明白大家抱着各种不同的目的过来，这里的初始秩序被设定为自由，实践中时常显现为无序。被老游民抢占过空间的武哲认为，「DNA」没有纠偏机制，提出一条新的规则非常困难，甚至不知道该向谁提。他理想中的社区，应该有一个类似哲人王的存在，他会谨慎使用权力，必要时用权力兜底，否则放任自流也可能让人感受到恶意——没人管并不代表没侵犯他人的权益。

今年4月，在同一个空间里，一拨人要关灯看电影，另一拨人要开灯打德扑，两拨人在群里对骂。两个老游民告诉我，看电影的人中间，有个程序员直接让对方找自己律师谈，冲突剧烈升级，最后大家吵到了问题的本质是规则不透明，建立起公共规则讨论群。

程序员提出了详细的公约建议，被一些人认为刷存在感、装X。有老游民回应，公约提出来也没有约束力，“越多的规则，代表越多的限制，越少的自由”。也有人说到公社来，就是为了挣脱规矩和束缚。关于公约的讨论会总凑不齐人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武哲发起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讨论活动。

卷和躺的自由

6人间床位440一月、4人间640一月，低廉的租金让长期“自由”看上去成为一种可能。一位游民调研了40个人的日常消费，其中26人每月花费在2000-5000元，还有4位在2000以下。一个独立导演说，自己的积蓄至少够在「DNA」活20年。他偶尔处理点外贸生意，其他时间就看书、看电影、拍片。

对宋相辰这样毕业不久的年轻人，“躺平”的日子似乎也能过上很久。他不想买房，一年挣三四万就够花。他反正觉得，之前在爸妈眼里就没成就，现在再糟也糟不到哪里去，如果真按照爸妈期望去结婚生子，准备彩礼、车子、房子，加起来要几百万，“立刻就会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”。

老游民段良的生活方式，像是为这种生活的可持续提供了样本。他快53岁了，之前是建筑师，在一群年轻人中很是醒目。辞职后他去保护区看猴，又学做古琴，现在来到游民公社，想找点有意思的事做。他很早就决定要丁克，结过婚又离了，“还是一个人好”。他跟公社的所有小社团都保持一定距离，“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，然后就不找了”。

种田、练金刚功、弹古琴，背单词、遛狗，最吸引他的是各种分享会，春节的时候大家造了三艘独木舟，每个人都下水滑一圈。一个游民自己发明游戏，赌正在玩桌游的人谁能赢，那边每走一步，这边也买卖一次股票。有人搞行为艺术，出租自己。还有画海娜纹身的，他也去画了一个，打算吓吓自己爸妈。

更多的人还在观望、寻找方向。一个在大理居住四年的对外汉语老师，想改变赛道，做人生教练，跑到「DNA」寻找启发。一个在读研究生认为，受过的教育讲的都是如何“使用自己”，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，花多少时间，做多少产出，“没有教会我应该怎样生活”。他在公社边写论文边探索自我，“主流的选择最容易，因为不需要太多的信息……选小众的路会有恐惧，但至少知道在做自己。”

近期的活动中，关于“超级个体”的分享特别受关注，晚上八点，会议室里挤满了人，班味儿很重，没位置的人直接站在门口。组织力、新常态、社群经济，赛道、时机、竞争、战略，这些一线城市专属的词汇，也回响在村子里。一个创业项目，已经看到了数字游民的商业价值——想为游民搭一个知识付费平台，并从其中孵化出超级个体。

项目发起者认为，一些人跟风跳进“旷野”，又无法建立起“轨道”，断层几年，就毁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在他看来，最可怕的是陷入一套自己的想象，“别人造的能打破，自己造的出不来。”

想要在公社里碰到卷王，要靠一点运气。程序员Frank在「DNA」住了五个月，只参加了两次活动，还有两次是做分享会推广自己的软件。时间就是金钱，他的软件也关于节省时间——一键获取素材、生成视频、发布到多个视频平台。

他迫切地想要证明一些什么。在之前的公司，他业务很好却被裁员，现在想向前司证明“你们傻X”。身边总有更优秀的人，又迫切地想弥补差距。在「DNA」他很少离开宿舍，“要是能一直工作，我就一直工作”，只有在抑郁边缘才出来社交一下。日常通话的朋友只有两个，其中一个是女朋友。之前他去清迈的数字游民基地，房租不便宜，连续工作了两个星期，只玩了一天。

而苏盼用尽了力气，才跳进了“一无所有”的旷野。毕业后她去了北京，进入一家银行总行工作了6年。领导要求她离开工位就报备，包括上厕所。她感觉自己生活在一种“怕”的力量里——不是想把事情做好，而是尽可能地不犯错，每一步都留痕，以防出事了自己担责。

外面的世界已经用上了GPT，而自己还在手动做数据、写通报，“停留在蒸汽机时代”。她想赶在30岁生日之前辞职，父母、领导、同事，轮番劝她悬崖勒马，过程煎熬漫长，花了大半年才辞职成功。苏盼把几年的工作资料都打包回家，在小区楼下烧掉。对30岁即将面临的压力，她却不太担心：“枷锁能套上的，可能都是还在套子里的人”。

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坐落在村子里。

苏盼丢掉的东西，正是武哲一直想要的——跟主流生活接轨。他厌恶风险，很少外出，宅在家里最经济方便。准备行李就是个麻烦事，这次来「DNA」，带的都是夏装，就觉得衣服带少了。如何点外卖、网购，都要试错和摸索。

家人对他的工作状态不满意，常劝他去找个坐班的工作，比如考个银行。武哲不擅长考试，有点害怕失败。之前投过一个工作，程序员的岗位给月薪12k，每周要上6天班，最后也没要他，“这样的工作也依然瞧不起你”。

对一些游民来说，「DNA」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，可以免受外界的攻击和左右——父母说怎么不找工作，就说自己在卷，做有价值的事；有人质疑花很多精力做的事不行，那就说自己在躺。

（为保护隐私杠杆股票网站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或网名。）

发布于：北京市